摘要:学科专业是高等教育的核心支柱,其设置调整是国家教育强国战略实施的重要抓手与战略引擎。我国学科专业设置调整面临“快与慢”的周期失衡、“近与远”的视野割裂、“内与外”的生态脱节三重结构性矛盾。追根溯源,行政层面调控的刚性束缚与审批流程固化,导致了对国家战略急需领域的响应缺乏灵活性与时效性;市场层面需求信号的碎片化与协同机制缺失,使得行业企业的真实需求难以精准传导至学科布局实践;院校层面学术封闭的路径依赖与响应能力不足,跨学科组织架构、资源配置及评价激励机制不完善,制约了调整的内生动力与实践效能。为此,需以动态响应机制激活效能,构建“快慢有序、张弛有度”的弹性调整机制;以战略需求牵引校准调整方向,推动学科设置从“被动适应”向“主动响应”跃升;以开放协同生态激发动能,构建“内外联动、跨界共生”的学科发展共同体,构建“多元协同、分层衔接、分类施策”的学科设置调整保障机制,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摘要:知识创新是一个依托跨学科知识的碰撞以及个体、团队与组织的多主体交往互动,从而实现知识转化、共享与创造的螺旋上升过程。知识创造理论将知识创造的过程分为“社会化”“外显化”“组合化”“内隐化”四类知识转化模式,其在语境与空间对话的不同“场”之中建立创新的共鸣关系。这一理论视角为数智时代高校教师有组织科研的知识创新提供新思考,从主体、过程、环境及组织四个互构维度构建出一个系统分析框架,以有效纾解其在个体理性异化、协同场域失灵、治理逻辑冲突层面的困境。在这一视角下,推动高校教师有组织科研中知识创造螺旋的活化再生,需要培育贡献正义的角色认知与协同自觉,设计产学研一体化融汇的流程与场域,营造信任、开放与协同的文化氛围,搭建灵活架构与机制协同的创新生态。
摘要:从历史、政策与实践来看,中国参与全球数字教育治理蕴含着以权力共通、价值共通、模式共通为核心的共通逻辑,并投射为一个泛在化、意义化、脉络化的“全球共通”语境空间,这一“来自中国”和“由中国言说”的语境空间为全球数字教育治理提供了共享式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但同时,全球数字教育治理格局存在着复杂的博弈关系与现实风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共通秩序”的建立。具体表现为:发达国家与科技巨头形塑基于技术地缘政治的全球数字教育治理权力失衡格局,不同行为体的数字教育发展立场差异催生全球数字教育治理的“话语鸿沟”,参与全球数字教育治理的规则分歧与路径分野加剧治理模式碎片化。为将“全球共通”语境转化为一种世界性的数字教育治理尺度,中国应致力于构建全球数字教育治理共同体,培育全球南方国家的“嵌套式权力”;提升中国教育数字化品牌传播效应,建立包容性数字教育治理话语秩序;探索多中心、多层次的数字教育互通机制,促进多重治理模式积极互动。
摘要: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观点解释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之间的关系。其由于忽视物种进化规律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本质区别,遭到越来越多人的摒弃,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被宣告破产。然而,在我国今天的大学治理中,社会达尔文主义正以某种看似合理与正当的方式表现出来,如绩效至上论、扶优扶强论、末位淘汰论、赢者通吃论、过度竞争论等。大学治理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存在多重危害,可能会遮蔽大学教育的核心使命与责任、背离高等教育的公平与正义原则、异化大学教师的学术劳动等。马克思倡导的人类核心共同价值观为矫正大学治理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提供了思路。具体而言,在倡导善治的当下,大学应挣脱绩效束缚,重申大学的本质与理想追求;淡化胜者光环,尊重每一个个体的付出与贡献;弱化层级差异,提升高等教育的公平性与包容性;超越过度竞争,确立人文关怀导向的新竞合观。
摘要:身处大学教育狂飙突进的时代,人们对于“大学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充满了疑问。透过洪堡大学教育思想的三棱镜,重新审思“大学何为”对于现代“废墟中的大学”至关重要。洪堡所阐发的“完人”教育与寂寞而自由的原则,在造就德国高等教育神话的同时,也为“洪堡模式”招致了质疑,既有布鲁赫、帕勒切克等人对“洪堡神话”的否定,又有尼采对洪堡大学教育思想的“原本”反思和沃格林对“洪堡模式”的“副本”批评。针对这些批判进行反批判,能够澄清洪堡大学教育理念的本来样貌,进而重新发挥洪堡大学理念的“扳道工”职能,将现代大学教育拉回原有的轨道。
摘要: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问题驱动的共性逻辑,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政治性与学术性、适应性与超越性特征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其知识生产方式因自身属性和现实使命必然地体现为问题驱动。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深刻改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形式、作用载体和外在表征,但未改变问题驱动这一根本性知识生产方式,为构建更具研判性、解释性和引领性的知识生产模型提供了坚实依托。为更好地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需要正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驱动与学科研究方法、问题分层、学科开放性对话以及研究成果适用性之间的关系,着力构建兼具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指导力的思想政治教育新范式。
摘要:独异性正在取代工业社会的普适性与确定性,成为晚期现代社会的主导逻辑。独异性不仅深刻重塑着社会结构与文化实践,更对教育产生了系统性冲击,催生了教育独异性。独异性逻辑向教育的渗透暗含着深层危机:以“独特即优秀”的话语主导价值判断,推动个体将独异性转化为竞争资本,淡化教育的本真追求;以“差异竞争”加剧教育内卷,造成受教育者的倦怠与内耗;以“唯异是举”构建筛选标准,加剧教育资源分配失衡与阶层固化。独异性由此从一种彰显个体解放与发展价值的积极力量,异化为束缚个体成长的隐性枷锁。危机根源在于,外在独异性作为被社会建构、可比较竞争的标签,僭越植根于个体存在的本体论特质的内在独异性的生存空间。警惕独异性危机,需要教育重申人的存在价值,回归培育完整之人的本真使命;立足于内在独异性,建构开放包容的评价体系;营造“他者”在场的教育生态,唤醒主体自觉、超越零和竞争,让教育走出内卷、重获人文温度。
摘要:交叉学科评价是检验交叉学科建设效果的关键手段,旨在保障交叉学科建设质量、强化交叉学科特色发展、彰显交叉学科社会贡献。从复杂性理论视角审视,交叉学科评价面临诸多深层次矛盾和实践困境,主要表现为评价主体存在“内外博弈”现象,难以促进交叉学科的创新发展;评价内容出现“交叉性缺失”问题,无法充分体现交叉学科的复杂性特征;评价过程采用“静态预设”模式,难以适配动态发展的交叉学科需求。针对上述问题,亟须构建契合交叉学科发展规律的新型评价范式,具体包括“需求导向”的评价理念、“协同共治”的评价主体格局、“多维整合”的评价内容框架,以及“动态建构”的评价实施过程,从而为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实践指引。
摘要:现代社会创新改变了知识生产的主导体制,近几十年来,学术评价中测量文化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中国大学的学术生命。随着测量话语的提升,“测量主义”的滥用制造了虚假的学术创新,带来了诸多教育风险,包括:绩效主义的数字景观带来了学术创新的仿真化,制造了“计算程式中的创新”;生产主义的竞争性逻辑带来了学术创新的指标化,制造了焦虑的“学术劳工”;分数建构的符号想象制造了“数字人”的再生产,抑制了拔尖创新人才的生长空间。测量主义评价对学术创新的物化是“学术唯物主义”、表演性的实践结构和技治主义工具论等多维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为实现学术创新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保护时间的私有化,尊重学术创新的时间规律;警惕测量主义的滥用,尊重学术创新的非测量性因素;把握掌控的边界,摆脱“强评价”的理性主义迷思,走出“乌合之众”的狂欢,在意义建构中生成创新。
摘要: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在我国人才队伍建设中的重要性持续上升,进而推动着职业教育人才选拔方式的变革。基于培养高水平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的需求,促进普职教育横向沟通和纵向衔接,弥补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短板,以及满足院校自身发展需要等因素,一流大学招收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具有迫切性和必要性。而从法律制度和实际操作层面来看,上述设想也颇具实践可能。考察美国、德国、新加坡等国的世界一流大学招收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模式发现,三国依托职业教育体系和教育国情合理设计招生培养模式,职业院校和一流大学在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具有良好合作前景。目前我国一流大学招收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还存在人才培养衔接不畅,缺乏成熟育人模式,专门选才制度空缺等现实困境。未来要实现这一制度设想、深化职普深度融合,应持续完善“文化素质 ?+ 职业技能”选拔考核方式,进一步强化人才培养和专业建设,并推动一流大学和高职院校分段联合培养试点项目。
摘要:面向人工智能对人类工作替代效应显著的数智时代,大学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供需关系正在被深刻重塑,这同时也助推大学人才培养模式调整以适应未来就业局势。劳动力市场作为大学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供给主体,正呈现出就业机会持续扩容、岗位形式柔性变革以及技能要求选代升级的数智变革趋势;而高校毕业生作为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需求主体,则呈现出持续追求稳定工作、自主选择自由职业以及规划职业发展路径的需求变化格局。然而,数智时代的大学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正面临产业需求与支持体系滞后、人才培养与社会数智变革脱节、就业认知与社会资本适配不足等困境。数智时代需从大学生数智就业观念、高校就业服务体系、用人单位招聘标准以及就业保障制度调控等方面促进大学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优化大学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整体系统。
摘要:儒家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化方式,其中又特以诗教与礼教为重,后世更有以“诗礼传家”来代指儒家教化。诗教与礼教之间既有共通之处,又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张力。受儒家仁本思想的影响,诗教与礼教均以“仁”为其教化的精神内核,旨在使学子通过习诗学礼将仁爱内化于心。同时,诗、礼特性各有所重,决定了二者在施教进路上有所区别。诗教以“兴”为主,重在兴发与启迪人的内在情感与意志;礼教则以礼仪规范来引导人的行为举止,在习礼中通晓、实践礼义。诗教与礼教于情、理之中各有侧重的表现,使它们在儒家教化体系中占据了不同的位置,并形成“诗先礼后”“诗内礼外”的双向关系,最终由“乐”进行圆融调和,形成儒家完善的“学以成人”教化路径。
摘要:传统凝聚了与教育现代化和教育改革历史相关的重要信息,既是教育史研究的核心概念,也是教育史学方法论创新的基石。教育史研究中“传统”的概念内涵可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在教育层面,传统是经由历史沿传而来的有关教育的某种流变着的特质;在教育史层面,传统是历史上一种定型的教育样态;在教育史学层面,传统是教育史研究的一种史学范式。基于此,教育史研究中“传统”的阐释理路关键点在于树立大历史观,在长时段中呈现一幅立体、多维的传统全景;重点在于构建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传统的叙事逻辑,秉持差异化路径探寻不同类型传统的本质;突破点在于以研究范式创新推动教育史研究中“传统”阐释的方法论自觉,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知识爆炸和信息碎片化的时代背景下,通识教育的价值日益凸显。通识教育不仅仅是对大学生专业知识的补充,更是一种旨在培养健全人格、拓宽文化视野、激发批判性思维与人文关怀的教育理念。真正的通识教育,应当引导大学生超越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壁垒,深入理解人类文明成果的多样性以及其内在联系,尤其是那些根植于生活土壤、承载着集体智慧的文化传统。民间文学作为一种流动的、活态的文化记忆,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以其独特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