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纷纭万端: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下引此书,只标注页码)一书自序中,沈松侨先生写道:“历史学者在他的斗室中书写过去,包含着一项所能自我期许的最低目标,亦即世间的苦难会减少,人对人的侮辱会停止。”我想,就以这句话作为起首,来阅读一个历史学者对近代中国的审视。 当霍布斯鲍姆、盖尔纳、安德森有关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广泛影响历史学界,沈松侨的研究将这些源起于欧西学界的“普遍性”付诸中国经
十八世纪的欧洲对中国充满了好奇与想象,在耶稣会传教士向西方世界输送了大量关于中国的知识之后,自认为是欧洲一部分的俄国,同样向东方投来热切的目光。一七一五年,俄国在北京设立了东正教传教团以直接获取有关中国的第一手资料。驻京传教士记录清帝国的社会风貌,将见闻带回俄国,撰写报告,丰富俄国人对中国的认识。这一时期,权力如何塑造知识?格里戈里·阿菲诺格诺夫的著作《间谍和学者:中国秘密和俄罗斯帝国对世界力量的
二0二五年一月,演化与创新经济学巨擘、国际熊彼特学会终身荣誉主席理查德·尼尔森(Richard R.Nelson)与世长辞。他一生著述颇丰且影响深远,其中,以国家创新体系理论重塑全球对科技竞争力的认知框架,乃最为突出的学术贡献之一。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全球科技民族主义兴起的当下,重温尼尔森的思想遗产,既是对学术大师的致敬,更能为认识和破解大国创新困局寻找启示。 一 尼尔森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技术飞跃会惠及全社会吗?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今天,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人们谈及技术进步时,往往会想象一条通往社会繁荣的康庄大道——生产效率提升、社会财富总量增长、大众福祉水涨船高。然而,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西蒙·约翰逊(SimonJohnson)合著的《权力与进步:技术与繁荣之间的千年斗争》(Power and Progress: Our Thousand
近期在查阅清代的一桩钦办大案:甘肃布政使王亶望不顾乾隆帝的叮嘱告诫,将捐纳监生只许收粮以补州县仓储之缺,擅改为折收银两,复假捏旱灾,谎称所收捐粮用于赈济灾民,大肆侵贪,事败后被正法,同僚和属官数十人同案受诛。有关此案的论文、文章很多,笔者试图抉发的,是一个良臣之子蜕变、恶变的路径,是精明强干怎样演变成胆大妄为,是皇上倚信的能臣如何堕入贪腐的泥淖……而随着阅读渐趋深细,竟发现王亶望人性的复杂,也曾富
作为民国年间的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在巴黎和会、联合国建立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的作用早已广为人知,但他在民国初年中俄交涉中的表现较少受到关注。甚至当初的中俄交涉本身在中国史学界也研究不多,遑论被社会大众所了解。而实际上,这段历史不仅对当时的中俄双边关系,甚至对中国的国家命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顾维钧初涉中俄交涉是在民国初创不久。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八日,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齐向中国外交总长梁如浩提交照会
西学原本就是高度复杂的,是一条曲曲弯弯、时急时缓的河流,可惜在强烈的对比下,很多人的头脑则相当简单,只不过随便到了它的哪个湾流处,舀起一碗水来浅尝一下,看看它在这个阶段有几种成分,尔后就按照这个配方去自产自销,再不管西方本身还会起什么变化了。 中文世界里的“美学”就是这样。回顾起来,所谓“美学”,还有“比较文学”,都是早年王国维无意间引进的。进一步说,他还就用同一篇文章《〈红楼梦〉评论》,暗中贴
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是二十世纪少数几位深刻洞见现代性弊端的伟大思想家之一。作为“过程哲学”的创始人,怀特海的哲学思想被称为“活动过程哲学”或“有机体哲学”,其核心概念包括“变化、持续、永恒客体、机体、价值”等。这些概念赋予世界以整体性、复杂性、多样性、永恒性和有机性,描绘了一个动态、有机、相互关联且充满价值的宇宙图景,并为我们理解美与可持续发展的
我的父亲黄炎培是一八七八年生人, 一九六五年去世,在他八十七年的人生当中,经历了四个领域:教育、社会、经济、政治。 在教育方面,民国初年,黄炎培创办浦东中学。当时讲“南浦东、北南开”,浦东中学中诞生了我们国家的一大批人才。蒋介石把两个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都送到了浦东中学,蒋介石曾对我父亲说:“黄老,我欠你两个人情,我两个儿子你培养过,你把你的两个儿子送到我身边来,在我侍从室当秘书。”但我父亲谢绝了
一、沙畹及其《泰山》 一八八九年春,二十四岁的沙畹(Emmanuel-èdouard Chavannes)第一次来到北京,立志要翻译《史记》。此前他在巴黎高师接受教育,从哲学转向了汉学。四年后,沙畹带着《史记》的法译稿回到巴黎,就任法兰西公学“汉满鞑靼语言文学”讲席教授。沙畹还在儒莲(Stanislas Julien)的鼓励下重点翻译佛经和僧侣传记,一九0七至一九0八年在中国华北和东北考察文物古
一八五九年的一天,英国驻印度马德拉斯总督收到了一份请愿书。写信者是一群法国耶稣会士,他们请求拆除当地一座已经残破不堪的砖塔。耶稣会士称,砖塔位于纳加帕蒂南市的近郊,已经处于危险状态,因此应该拆掉。同时,他们正在这块地皮上建设一座新式的天主教学校—圣约瑟学院,拆下来的建筑材料正好还可以用作修建学校房舍。 总督把这件事交代给负责当地建设的工程师。对古塔进行了一番调查后,工程师写了一份报告,同意拆塔。
二0二三年底, 此前从未披露的郑振铎一九三九全年钢笔手写日记,现身于上海某拍卖场。这本“孤岛日记”详细记载了郑振铎在全面抗战第三年每天的日常生活。日记与他同年发表的《劫中得书记》皆为历史现场的记录,再加上郑振铎抗战胜利后陆续发表的收入《蛰居散记》的十几篇文章,三者恰可勾连印证,从而拼接出“做着地下的工作”(郑振铎:《暮影笼罩了一切》)的上海文化人群像。 一、孤岛日常生活 郑振铎在年头就感受到了
生于匈牙利,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工作在巴基斯坦山地,后移民英国,在中国新疆探险扬名,发现敦煌藏经洞,首任白沙瓦博物馆馆长,知天命的年纪生活在伊朗和伊拉克,晚年隐居克什米尔,逝于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葬在喀布尔公墓,这是斯坦因(A.Stein) 一生的简单总结。他就像一名丝绸之路上不断辗转迁徙的游牧民,同时也是二十世纪饱受争议学者的缩影。在其去世多年后,当我多次站在他工作、生活过的地方以及坟墓前时,也
二十一世纪以来,巴赫热终于从西方吹到中国,仅二00九与二0一0年两年中国就出版了五种以上的巴赫与关于巴赫的书籍。二0二四年二月,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了冯文婧等翻译的丹尼尔·丹尼特的《从细菌到巴赫再回来》,三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郑小驴的《南方巴赫》,四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马慧元的《一点五维的巴赫:音乐、科学和历史》。 二0二二年,BBC 旗下的古典音乐杂志征集当代世界一百七十四位作曲家选出“五
在当今古典音乐界,乐评家诺曼·莱布雷希特是个独特的存在。他以犀利甚至不无刻薄的笔触无情地将各种音乐大师不为人知的“暗”面尽现于世人面前。爱者唤其“老莱”,憎者称其“诺大嘴”。不可否认,莱布雷希特确实迎合了部分爱乐者的猎奇心理,他讲述的那些音乐逸事不能也不应被尽信。不过,他的这些爆料也确实提醒我们一个常常被忽略的事实,那就是,看似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师,常常是各种世俗的力量建构起来的神话。 无独有偶,
人工智能随着互联网深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我们时常有被大数据、推荐算法“包围”的感觉。此外,人工智能也逐渐广泛应用于科研、政务、法律、商业等社会领域。这些发展也引发了不少对人工智能的伦理与社会影响的讨论,它们大多从现当代的伦理与政治关切出发,尤其关注人工智能是否对个人隐私和自由造成威胁,以及是否固化乃至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是否是人工智能时代最核心的伦理困境呢?人工智能时代,人对美
根据德国哲学家彼得·斯劳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的说法,二十世纪开始于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这一天, 在“一战”西线战场,即比利时境内的伊普尔防线上,德军向法国、加拿大联军施放了氯气,被释放到空中的约一百五十吨有毒气体随即形成了将近六公里宽、六百至九百米深的气体云,借着风势袭向对方阵地,不明所以更缺乏防护的法、加士兵所体验到的,便是惊慌失措之后喉咙的刺痛和剧烈的耳鸣—从医学角度
近年来, 学界对于“无知”的关注越来越多,逐渐凝聚成一股新思潮。丹尼尔·德尼古拉的《无知有解》无疑为该思潮的形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德尼古拉是罗尔斯的学生,也是美国哲学家兼教育家。在这本著作中,他描绘了各种无知—应受谴责的无知、情境无知、政治无知等——并探讨了它们的来源、后果和伦理意义。 “无知”一词, 由于构词上的“无”字,不免让人觉得这个概念表示否定和缺乏。英语里也是如此,从“ignoranc
二0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亚美尼亚裔议员加罗·帕伊兰在推特上发布了奥斯曼帝国时期迪亚巴克尔省里杰区区长侯赛因·内希米的照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内希米因违抗奥斯曼帝国政府强制迁移亚美尼亚人的命令而被杀害。帕伊兰写道:“希望这片土地能成为侯赛因·内希米们的国家,而不是塔拉特帕夏(强制迁移的始作俑者)们的国家。”在“一战”中保护亚美尼亚人的经历只是内希米悲惨人生的一部分,对亚美尼亚人的
一 战争是国家间冲突的表现形式,战争的胜败相应决定了国家政治地位的增强或削弱。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入侵俄国之前,这位欧洲霸主进行的所有战争都符合这一规律。法军横扫各国军队,法国成了欧洲的主宰。奥地利战败了,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普鲁士战败了,丧失了独立。 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如法炮制,长驱直入俄国腹地,在离莫斯科不远的波罗金诺,和节节后退的俄国大军打了一场大战。尽管当时俄国的行政首都在彼得堡,但
二0二二年二月,普京对乌克兰发动了这场饰以“特别军事行动”之名的征伐时,欧洲政治精英几乎一致臆想这将是一场倏忽即逝的闪击战,基辅政权将在数周内崩溃。彼时, 欧洲各国纷纷表态支持乌克兰,承诺提供“必要援助”,这种表态仿佛是一种道德姿态的展示,而非实质性的战略承诺。然而,基辅的顽强抵抗与欧美持续的军事援助,使战争进入了一个谁也未曾预料的长期消耗阶段。如今,随着前线态势的日益不利、西方援助的逐渐疲软,以
二0二四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留下了许多出人意料的瞬间。在“libérté” ( 自由) 那一段,两男一女从图书馆转换到卧室的桥段直白地展现了文学与爱欲的经典“传奇”,毫不掩饰地告诉人们:爱欲不仅同身体,也同文化建构和文学想象息息相关。 这个细节虽显突兀,但也有其文学理论的依据。在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和福柯的《性史》中,当代结构和解构主义理论已然透彻地揭示了文学和语言对人的情感、想象和欲望的柔性
扇是东晋士人常持之物。《晋书·王导传》载:庾亮(元规)虽外镇荆州,拥强兵,而执朝廷之权。王导内心不平,遇西风尘起,举扇自蔽,曰:“元规尘污人。”同书《袁宏传》载:袁宏自吏部郎出为东阳郡,乃祖道于冶亭,时贤皆集,谢安临别执其手,顾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赠行。” 东晋书扇之事,仅见两例。刘宋虞《论书表》:“旧说羲之罢会稽,住蕺山下,一老妪捉十许六角竹扇出市,右军取笔书扇,扇为五字,云:‘但言王
襄十一年《传》载魏绛引《诗·小雅·采菽》“便蕃左右,亦是帅从”,便蕃,《毛诗》作“平平”,《释文》引《韩诗》作“便便”,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说“平”“便”一声之转,皆训“治”。《毛传》曰:“平平,辩治也。”言诸侯能辩治其连属之国,率其服从。杜《注》不同,曰:“便蕃,数也。言远人相帅来服从, 便蕃然在左右。”则谓“便蕃”是屡次的意思。马瑞辰释“便”为“平”,未释“蕃”字,日本江户学者伊藤馨《左传章
看安格尔的画,见到的是奥松维尔伯爵夫人、莫第西埃夫人、里维耶夫人,看不见画家;看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看见的是蒙娜丽莎,也看见画家,最后便只有画家。 艺术史家利奥奈洛·文图里说:“安格尔的造型力量纯粹是对现实的一种感性占有。”德拉克洛瓦说,安格尔的创作是“不成熟头脑的成熟表现”。波德莱尔说:“安格尔所迷恋的那个理想,是拉斐尔沉着的功力与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故作风骚的不伦不类的同居。” 图书馆的安